玻璃葡萄也叫料器葡萄。
首创这种工艺产品的常氏家庭，被称为“葡萄常”。
不过“葡萄常”其实原本并非姓常，而是一个蒙古家族。
那大约是在1850 年，有位蒙古族部落公主被清皇室选入宫中。
随从进京有个叫“富贵”的蒙古族女子，也嫁给了京城正蓝旗蒙古兵营里的一个亲兵为妻子。
夫妻日常生活皆靠皇宫发放的俸禄维持。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 年，由于皇帝下旨免了部分旗人的钱粮。
于生计无措时，富贵不得不学着用胶泥捏制瓜果，晾干涂色后到街头售卖。
后来她用胶泥捏成珠，把泥珠攒成葡萄，比别的泥瓜果格外显得新奇，逐渐得到买主的喜爱。
富贵的儿子韩其哈日布，也从小学捏泥葡萄。
成年以后，他试着用玻璃料做成葡萄珠，攒成嘟噜后送到集市上出售。
当时的玻璃材料是很时髦新鲜的，这种创新大受欢迎，很快被人抢购一空。
从此，京城也就有了玻璃料葡萄。
清光绪二十年，也就是1894 年，农历的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
皇宫里派人四处搜罗手工艺品，还指令在京旗人不分贫富，每户摊派一件寿礼。
内务府官员则从这些供品中挑选出一部分精品陈设在颐和园内，专供慈禧赏玩。
京城的农历十月已到“小雪”节气，慈禧突然看到凋零的草木中悬挂着蔓叶油绿、珠圆玉润的玻璃葡萄，竟以为是真的，要摘下几串品尝。
当得知这是一个叫富贵的蒙古族女人和她儿子亲手制作的料果，又听到富贵的身世，西太后一时兴起，就封富贵为常在，为了图个“富贵常在”之意。
此外，她还亲笔写了“天义常”，本意是“天意常”三个字赏赐富贵母子。
事后宫内将这三个字做成一块一米长、半米宽、黑底金字的牌匾赐给了富贵家。
从此，这个御赐名号就使得富贵一家改姓了常，被京城人称为“葡萄常”。
什么年代都不乏有蹭热点的人。
因为眼见常家一夕成名，买卖日益兴隆，京城的同行业不免争相仿制他们家的料器葡萄。
只是无论哪一家做出来的料器葡萄，都不如常家的精致。
人说常家做葡萄有“绝招儿”，秘不示人，这是真的。
因为只有常家的葡萄是空心的，不像旁人是死个膛儿的。
如此一来，省料不说，质感也好。
但最关键的，还是常家能做出挂霜的效果，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为此，“葡萄常”甚至扬名到了海外。
1914 年常家以料器葡萄在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了一等奖。
自此常家陡然而富，门口成天车水马龙，就连外国人的“洋庄”也登门来争相抢购。
当时常家的料器葡萄能火到什么程度啊？
一个月下来，常家差不多能收到二十四五种外币的预付款。
所以后来，常家又陆续增添了玻璃瓜果、酒杯、旗顶等，大量出口，远销欧美各国。
当时京城西湖营的振德兴、王府井的仁立公司，以及毛家湾的汉森洋行等，都是常家的经销商。
但这种日子也让常家的第三代男丁沉溺于享乐。
个个都不碰家传手艺，只愿意提笼架鸟，成了不务正业的少爷秧子。
不用说啊，吃喝嫖赌的习气一沾，再大的家业也会成为泡影。
就在当家人韩其哈日布过世后，也没过上几年的好日子，常家就因为诸位公子哥在外欠下了庞大债务，岌岌可危。
而常家的男人扛不住债主子登门，这一切就统统都压在了实际的手艺传承人，常家第三代的女儿常桂福、常桂禄、常桂寿和第四代的孙女常玉清、常玉龄的身上。
她们为了不使自家的手艺流失，为了把家族撑起来，含着眼泪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终生不嫁。
只是牺牲虽然伟大，但造化弄人。
由于战乱连年，世道变化，社会对奢靡摆设的需求日益减少。
各种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却与日俱增。
很快，常家的葡萄就卖不动了，落魄不可避免。
姑侄女几个人只好随着季节变化，分头以卖烤白薯、卖糖豌豆、卖糖葫芦和炸油饼、捡煤渣、给人家拆洗被褥为生。
直至1949 年后，新社会的重文区政府找到常家，动员和支持她们尽快恢复“天义常”字号的玻璃葡萄，这常家五女才又重开旧业。
1952 年初夏，恢复生产的第一批玻璃料葡萄出来了，就送到在京城天坛举办的全国物资交流大会上。
一架精制的《五月鲜》料器葡萄引得观者无不赞其“技精艺绝”。
就此有了批量订货，销路很快打开了。
随后，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出于可以保住秘方的考虑，常家五女并没有加入京城料器厂。而是参加了京城第一绒绢花生产合作社，组成了该社第一个独立的自产自销的专业生产小组。
常桂禄手艺最好，每月工资一百三十元，其他人每月七十元、八十元不等。
社里不但遵从许诺，让她们仍留在家里干活。
而且为扩大生产、提高劳动效率，还为她们从通县调来两个烧玻璃珠的炉工，从外地给她们招收了四名女徒弟。
1956年，常家五女带着几个徒工，光做葡萄年产值就达到了三万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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