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武德以及贞观时期设立在门下省，是唐朝宰相议政之地。
政事堂会议常设，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议事机构，亦是帝国最高行政机构。在武德年间以及贞观大部分时期，整个帝国官僚体系有资格参与政事堂会议者，唯有三省最高长官，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
尚书省的长官称为尚书令，因武德年间李世民曾担任此职，在他即位以后，便不再设尚书令之职位，以示恭敬。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事实上边转为左右尚书仆射，而古时以左为尊，尚书左仆射一职便是宰相之首，领袖百官。
左右尚书仆射、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便是贞观时期的宰相。
只不过到了贞观后期以及高宗之时，政事堂迁往中书省，皇帝开始让其他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称为“参知政事”，或者“同中书门下三品”，后来又逐渐统一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亦为宰相。
政事堂是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
某种程度来说，唐王朝的兴唐代衰盛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政事堂政事的运作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从政事堂几次搬迁的轨迹，便可以看出政事堂在大唐中枢的地位变迁。
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论证是政事堂的常态，缔造了贞观之治的伟大辉煌，亦奠定了大唐王朝坚固的根基。而在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则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以及沦为皇权操纵的工具。等到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则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
什么是政事堂制度呢?所谓的政事堂制度是指尚书省(国家的行政机构)、中书省(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机构)、门下省(国家方针政策的审核机构)长官，在固定的时间、地点经常性地讨论国家大政，平衡互制、协调共济，最后由皇帝裁定的制度。
政事堂制度是封建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
可以说，政事堂制度是这个时代地球上最先进、最开明、最完善的制度……
门下省政事堂前有一棵巨大的梧桐，亭亭如盖、郁郁葱葱，茂盛的枝叶遮天蔽日，将政事堂内遮挡的一片阴凉。
诺大的厅堂内，布置简朴典雅，当中一方暗红色的地毯，带着团龙花纹，四周摆放着几张案几，地板光滑明亮。
案几之上茶盏飘香，几位宰相大人轻声交谈，气氛轻松。
只是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侍中魏徵、中书令岑文本几人见到龙行虎步而来的李二陛下以及其后的马周，这份轻松转成讶然。
政事堂有政事堂的规矩，虽然最后在政事堂形成的决议要经由皇帝批准，但是一般情况下，皇帝是不会插手决议的形成过程的。
这是开明的制度，亦是皇帝陛下自信的表现。
英明神武的李二陛下坚决相信自己的宰相会在有利于帝国发展的基础上做出任何决定……
几位宰相惊讶起身，房玄龄鞠躬问道：“陛下可是有要事商议？”
按照制度，若无十万火急之事，皇帝是不应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只需要在形成决议之后，由门下省递交给皇帝，由皇帝审定。若无异议，则发回门下省，颁行天下。
这亦是为什么政事堂议政要在门下省的原因。
首先是三省的职责分工决定的。
三省之中，中书省主出令，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奉行。即是说中书省是代表皇帝制定大政方针、政策的立法的机关;门下省是审查所立之法是否可行的机关;尚书省是执行政令的机关。
三权分立门下省居其中，政令能否出台、执行的后果如何，关键在门下省。因而三高官官在门下省议政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是由工作程序决定的。
作为颁发政令的诏书，必须加盖皇帝的玺印才能生效。而皇帝的八宝都由门下省的符宝郎掌管，在门下省议政，议定之后报经皇帝批准，然后用印，由中书省宣达，减少政令往返周转，有利于工作率的提高。
李二陛下挥了挥手，示意身后的马周将房俊的奏折交给诸位宰相，然后命人重新安排了两张案几，坐下后才说道：“这是房俊的一份奏折，朕觉得应该让诸位宰相看看。”
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徵、岑文本等人却没有人伸手去接过马周递过来的奏折，只是齐齐的看着马周。
马周顿时有点尴尬。
按照制度，他只是一个中书舍人，没资格坐在这里参与政事堂会议……可让他来的是皇帝陛下，自己是应该安静的离开，还是遵照陛下的意愿留在这里？
马周只得看向李二陛下……
李二陛下自然懂得诸位宰相的意思，凡事都要有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政事堂自然有其自己的规矩，就算他是皇帝，亦不能肆无忌惮的去逾越，去破坏。
但是从房俊身上，李二陛下却得到了一点启发，他环视一眼，缓缓说道：“马周之能力、心性，想必诸位都有所了解。然则再是天才的存在，亦不可能一步登天、生而知之，总要不断的学习、领悟。马周只是旁听，不发言、不参与，如何？”
诸位宰相都不约而同的看向马周。
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要扶持马周上位，是以先来政事堂跟诸位宰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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