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崇祯皇帝深陷其中的困局，杨振虽然是旁观者清，可是他也并没有太好的解决之道。
可以说，到了崇祯十二年以后，任何人身处崇祯皇帝的位置上，他所面对的都将是一个死局。
除非，这个人能够壮士断腕，干脆放弃辽东，甚至于更进一步，干脆一口气把朝廷迁往江南，还都金陵，然后用江南的财力重整旗鼓，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再率师北伐，收回北方。
唯有如此，眼下这个财政近乎于崩溃的大明朝，或许才能有救。
可是，眼前的崇祯皇帝，会采纳这个策略吗？会答应这么办吗？
历史已经证明，他不会采纳，也不可能答应。
不光是他不会采纳，不会答应，满朝文武大臣，京师官民百姓，以及九边将帅士卒，谁也不可能答应。
如今，谁要是敢在皇帝面前提出这个方略，且先不说崇祯皇帝会拿他怎样了，光是满朝文武大臣，京师官民百姓，九边将帅士卒，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他淹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崇祯皇帝的本心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天下官绅士民百姓之心了。
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劝崇祯皇帝南迁的话，谁也不敢提。
包括杨振在内，同样如此。
再说了，劝崇祯皇帝南迁，他杨振能够得到什么呢？
崇祯皇帝真要南迁的话，他杨振面临的局面，只会比现在更加艰难。
所以，于公，他不能提这个茬儿，于私，他也不能提这个茬儿。
也因此，当众人跪在地上口称有罪的时候，他只能默默无言，自己心里憋闷而已。
“唉，辽东一日不平，辽饷便一日不能断，辽饷一日不断，百姓便一日不得休息，百姓不得休息，流寇便要蔓延，然后，不募兵便不能平寇，而不增赋却又无以饷兵，如此一来，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崇祯皇帝一个人站着，既像是说给跪着的众人听，又像是自己在喃喃自语。
之前在午门下意气风发的脸上，此时满是灰心丧气，疑惑迷茫。
崇祯皇帝当然不懂得什么经济规律，但是凭他当了十多年皇帝的经验教训，他凭直觉，就已经觉得眼前这个循环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而他把这个死结的开头，安在了辽饷上面。
他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可以讨论，但是若说他昏庸糊涂，完全不懂得大明朝眼前的困局是什么，那却实实在在是冤枉他了。
可是看到问题出在哪里容易，要解决却是难上加难。
再加上崇祯皇帝又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臭脾气，让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杨振当然是知道的，洪承畴、陈新甲这样的人物，能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都知道。
若非如此，洪承畴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兵出山海关了。
他之所以不想现在辽西挑起战端，后来也不想督率大军在辽东与满清决战，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在冒险，一旦失败，就全盘皆输了，仅剩的本钱也将赔个底掉。
陈新甲其实同样也认识到战事与财政的关系。
只不过他的解决之法与洪承畴的不同，他认为辽东的战事越是迁延日久，朝廷的财政就越是支撑不住，到最后甚至于可能不战自溃，所以他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这也是他后来建议崇祯皇帝不断地催促洪承畴北上决战的重要原因。
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洪承畴老成持重求稳为上的打法，显然是高明一点。
但是崇祯皇帝以及陈新甲他们的想法，难道就没有道理可言吗？
世上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那么简单，他们身在庙堂之上，自有他们的考虑。
所以，杨振即使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也没有丝毫的鄙夷或者非议，除了对他最后能够以死殉国充满敬意之外，剩下更多的则是同情。
杨振见洪承畴、陈新甲、骆养性、张若麟等人跪在地上不吱声，任凭崇祯皇帝一个人自言自语，他的心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酝酿再三，张口说道：
“陛下！古人说，攘外必先安内，臣思之，用在今日，正乃匡救时局之良策。我大明内有流寇四处作乱，外有东虏虎视眈眈。然则流寇在内而弱，东虏在外而强。若是关内关外两面作战，我大明虽地大物博，却也难于兼顾得了，一旦国力耗竭，则事不可为矣！”
崇祯皇帝正唉声叹气不已，听见杨振这么说，顿时精神一振，连忙问道：“攘外必先安内？汉卿可有良策，快与朕说说，怎么个安内攘外之法？”
杨振见崇祯皇帝原来的满脸忧色，一下变成了满脸关切，当下也不再遮遮掩掩了，干脆将自己对国事的大略想法和盘托出了。
“若以臣之见，今日之计，切切不可再头疼而医头，脚痛而医脚了。往日，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虏急则又调剿寇之兵以攻虏。如此，将士疲敝不堪，而寇与虏又内外呼应，皆不能根除，以至于酿成今日之患。”
杨振说到这里，看见崇祯皇帝对自己所说的含有批评他的话并无多大反应，于是接着说道：“以臣之见，从今往后，莫若先内而后外，先弱而后强，取外守内攻之策！”
崇祯皇帝听见杨振这么说，一时若有所思，仿佛愣在当场，过了片刻，方才又看着杨振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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