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老，这尊冕冠，是晋王李定国生前之物。不知我说的可对？”
“哦？卢少是如何判定的？”福老没回答，而是先询问。
“永历帝进滇省，李定国率军东征，先斩杀清朝定南王孔有德，次斩谨亲王尼堪，南明朝廷敕封其为西宁王。不到一年时间，孙可望作乱，李定国回师平定，朝廷改敕为安西王。但安西王这个称号，他也没戴多长时间。”
“永历十二年，李定国再度率师出征两粤。出征前，永历帝扶马牵缰，亲敕李定国为“晋王”。可惜，在新会战役中，因郑成功的失约，最终兵败。”
这次兵败，两粤之地，七八十万难民追随，来到今日的大西南及缅北地区——他们也带来大量的明代文物。
按照明朝礼制，王位有了新的敕封后，旧王冠和王袍，必须回收销毁，但李定国这一次是个例外——出征前受敕封，所以旧王冠根本来不及上缴，等他再回南边时，又身逢大败，整个南明朝廷人心惶惶，也就无人有心再追问他的“安西王”王冠一事。
这顶存世时间很短的“安西王”冕冠，也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不知怎么，流落到福老手中。
“好！推断的合情合理，难得卢少对南明的历史如此了解。”听完卢灿道明原委，福伯连连鼓掌，大声叫好。
经过这顶冕冠的鉴定，福老对卢灿的态度，明显更亲近。他亲自陪同卢灿鉴定桁架上的典当品，时不时还就其历史价值，讨论一番。
福记当铺库存最多的是陶瓷器和金属器。
瓷器为六百二十九件，朝代以明为主，共有明代瓷器三百一十六件，其中明官窑七十五件，其它是民窑精品。清代瓷器九十五件，官窑出品的有三十三件。
两宋时期瓷器六十三件，大多数为越窑出品的青瓷，还有一定数量的邢窑出品的白瓷，洪州窑，婺州窑，耀州窑口的瓷器，各有一两件。
让卢灿有些失望的是，传说的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一件皆无。
不过，这也是现实。
汝钧官哥定，这五大名窑瓷器，在宋代已经价比黄金，经历宋末乱世，到明代已经难觅踪迹，何况五百年后，更是难得一见。
为何最多的是越窑？这与越窑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有关。
越窑起于东汉，其产品特色就是“青瓷”，以生活瓷为主。繁盛于唐末、五代时期，这期间越窑的“秘色瓷”是中华瓷器的最高工艺代表。可惜随着五代战乱，“秘色瓷”的配方，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到了宋代，越窑已经大不如前。
越窑从建立到消亡，有着千年的历史，而它的主窑口，一直位于江浙绍兴，因此，称呼它为元代之前南方最重要的窑口，毫不为过。
至于景德镇嘛，那是元明清三代才开始大兴的制瓷窑口。比历史，越窑甩它几条街。
因此，在南方，越窑瓷器居多，恰是实情。
最后还有几件汉唐的瓷器，价值虽然不高，但作为高古瓷，很有研究价值。
这些瓷器中有断代——元代瓷器官窑瓷器一件都没有。这也与南方文人所发起的“元乃胡人，宁用民窑，不用胡器”的风气，有直接关系。
元代的民窑瓷器，倒是有十几件，可价值并不算高。
卢灿粗略核算，这其中大概能抽出一百来件，进入自己的收藏室，以后填充到博物馆。至于其它的嘛，可以送上拍卖会，弄两个“维德拍卖——瓷器专场”。
决心一定，他很快拿起笔，在瓷器这一栏中，再次画出对钩——打包。
他顺带着瞄了下一栏——金器一共五百七十七件。
金器并不是纯金物件，而是泛指金属器件。这里面种类繁多，花样迭出。
第五桁架和第六桁架，全是金器，其中铜佛和铜菩萨，占比较重，足有两百多件——越是身处苦难中的人，越希望能获得佛祖保佑。
呵呵，看来自己的“维德拍卖——菩萨专场”的拍品也有了。
这些铜佛和铜菩萨，很多已经超出中华文化圈的范畴，更接近印度宗教文化——这些菩萨或者佛造像，不仅仅来源于汉人族裔，很多来自南边本土。
这些铜造像，从蒲甘王朝到东吁王朝、到贡榜王朝，三个时期都有。佛造像种类繁多，卢灿对宗教造像，研究不深，他只是检查一遍，是否造假，是否到代。
其次是各类铜制香炉，合计一百多件，式样繁多，鼎式香炉、鬲式香炉、奁式香炉、鱼耳香炉、三足香炉尽皆有之。
其中以仿制宣德炉居多，有四十多件。卢灿挑出几个，看了看款识，“琴书侣”“吴邦佐”“大明宣德年制”“玉清堂玩”都有。
“福老，这里面有正品宣德炉吗？”卢灿放下手中的“玉清堂玩”款识的仿制品问道。
福老笑容有些涩，“这里没有正品，但有几款还是比较珍贵的。譬如这……”
他拿起一款宣德炉，款识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敬造”说道，“宣德四年，风磨铜用尽，工部敕令吴邦佐，利用现有条件，再造宣德炉。”
“也就是说，这是宣德六年的官仿品。”
看似只差两年，而且还是同一位大臣督造，应该没什么差别吧。其实不然，铜炉的材料不同，意味着两者在根本上就有了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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