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推究起来，首先要追溯至世祖光武皇帝的立国姿态。光武皇帝不是关中人，他的家乡南阳与洛阳靠得很近，他即皇帝位后，进了洛阳。他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并不一定以拓土开边为事业，而是达到德治的境地。光武皇帝曾感慨自己的国土不够辽阔，但是太傅邓禹告诫他说‘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
“当时有个叫杜笃的人写了篇《论都赋》呈送给皇帝，说关中是守卫国家的利器，不可以久虚。一些故国老臣也伫立西望，提出迁都长安。光武皇帝不愿意迁都，他让人造谣说洛阳发现了神雀凤凰等祥瑞，打消了官僚们迁都的念头。”
“由于光武皇帝相信谶纬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下的帝王兴替都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次序，大汉禀承的是火德，火与水相克，因此朝廷下令洛阳的洛字一律写成‘雒’。”
“直到孝章皇帝朝，还有人想念长安，于是朝廷让班固写了篇《两都赋》，在比较两座都城时，故意抬高洛阳的形象。大汉的都城留在了洛阳，但是，大汉却从此失去了关中的好处，以至于人们渐渐忘记了关中，而关中因为得不到关东文化和经济的润泽，渐渐衰萎败落。”
“关中的故都都可以放弃，何况是更加遥远的凉州呢？”
众人恍然，李翊也是暗暗点头，心说贾诩这家伙果然不愧于他那高达85的政治和97的智谋，看问题果然切中肯綮。
贾诩说道：“老先生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他在《边议》中说，‘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王老先生认为要彻底解决西凉问题，要想巩固边防，巩固我大汉的内部，首先要解决西凉的人口问题，应该把内地的人口适当地迁移一部分到边郡。”
“老先生认为，土地就是百姓的根本，不可以一直荒废，否则就会引起敌人的窥伺。如今大汉边疆千里，以凉州为例，每郡有两县，只有百多户居民，而太守府周围万里，无人居住，大量良田被废弃无人耕种。反观中原各州郡，田地都设置界限，耕种不能越界，司隶、冀州等人口大郡住了数百万户的百姓，很多人无田可种，人多而地少，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土地与人口分布非常不平衡的问题。周书上说：土地多而人少，没有出产的，叫做虚土，容易被占据。土地少而人多，人民得不到工作，国家容易衰竭。所以百姓与土地必须相称。”
“老先生认为，现在西凉全境只有五六十万人口，实在太少，要征调招募各州郡的精壮士卒，工匠和农民，迁移西凉各郡县以充实边境，这么做，一则可以稳定大汉国，减少边郡战祸，二来也是为了中原的安定。举个例子，好比一家人遇到了贼寇抢掠，必定要让老弱妇孺呆在中央，而让强壮的男子护卫在外。住在内地的人耕种积累财富，居住在边地的人防御外来的威胁，守望相助，互相扶持，这样才能共享太平。”
“现在西凉等边境多战乱而劳役严重，百姓一不小心就有没顶之灾，所以大家纷纷逃离家园，以至于边郡的人口日渐稀少。如果不实行妥善的政策并除去灾祸，劝说百姓尽早返回故土，时间长了，凉州各边郡就有可能不再属于大汉了。如今，我大汉内有贼寇叛乱不止，外有西北的羌族与北边的鲜卑等族时刻窥伺大汉的财富和土地，这实在是我大汉最大的忧患啊。”
李翊心中哑然，没想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果然他还是小瞧了这个时代的人啊。
心中感叹一番，李翊说道：“移民戍边的确是个根治西凉战祸，一劳永逸的好办法，但它是个长远策略，远水救不了近火。现在，西凉的事情很复杂，我希望得到一种暂时稳定西凉的办法。王老先生有没有这方面的建议？”
贾诩知道李翊其实是想知道王符的言论中，是否有北疆和辽东可以借鉴的地方，他想了一下，说道：“严格地说来，羌人的暴动是叛乱，因为这是大汉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不是外来民族入侵造成的边患。大汉国对境内民族问题的做法非常矛盾。一方面大汉国将他们视为同类，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安抚他们，给他们种种便利，希望他们归顺大汉，而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是大汉的负担，要放弃他们。大汉国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让羌人无所适从，加上我大汉人几百年来对他们的仇视和鄙夷，吏治的极端腐败，终于引发了叛乱。”
“人如果疑惑就容易分化。西凉的反贼虽然掠地无数但都是新占，并没有稳定的统治，很容易动荡。我们北疆也是如此，特别是辽东，百姓刚刚离开故土，必定十分想念，民心很容易收拢。此次主公大胜，击溃叛贼主力，乘此机会，如果可以宽限些时日，使辽东各族百姓休养生息，各安本位，辽东的长治久安并不难实现，归属胡人和汉人即使有心反叛也无机可乘。周书上说的好，‘凡彼圣人必趋时’，贤明的人一定要懂得把握时机。所以这战后恢复西凉的策略，大人要尽早确定，以免叛军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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