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号战列舰上，钟长生系紧了腰间的安全带。
战斗已经打了半个小时，第41舰队的表现并没有出人意料，除了“长江”号与“黄河”号的火力还算猛烈，且对敌人的战列舰构成了巨大威胁之外，跟在后面的四艘战列舰的表现都有点差强人意。
对此，钟长生并没有感到焦虑。
年初，得知第11舰队将被派过来，成为第四舰队的主力作战舰队之后，钟长生就意识到，帝国海军很有可能会调整大西洋上的作战战略，又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四月初，收到海军司令部发来的调令，确认将由白佑彬顶替他出任第四舰队司令官的时候，钟长生就完全肯定了之前的猜测，帝国海军准备改变战略，在大西洋上打动干戈了。
对于海军的人事调动，钟长生是比较认可的。
在他离开之后，将由陆战队的将领顶替他出任战区司令官，白佑彬只担任第四舰队司令官。另外，陈锦宽给他安排的新职务是海军副总参谋长。这个职务之前一直空缺，现在重新启用，不仅仅是为了照顾钟长生，同时也是为了分担卫延年的工作压力。作为一名比较“知足”的将领，钟长生觉得能够成为海军副总参谋长，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钟长生也感到有点意外。
同盟国集团的内部矛盾，最终导致成立联合舰队的事情流产，为了维持内部团结，新成立的联合司令部根本没有实权。当时，没有人比钟长生更适合去担任帝国海军在联合司令部的代表。作为补偿，陈锦宽让他继续担任北大西洋战区司令官，负责统筹指挥北大西洋战区的作战行动。
对这一安排，钟长生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太稳妥。
他能够成为第四舰队司令官，并不是因为他才华横溢，也不是因为他积极进去，而是因为他是典型的保守派将领。
当初，安排他担任秦宝献的参谋长，就是考虑到秦宝献太喜欢冒险了。
这就如同用喜欢冒险的祖寿清与相对保守的江洪波搭档一样，舰队司令官与舰队参谋长绝对不能是同一种“货色”，不然过于激进，或者过于保守的策略都对舰队的作战行动产生不利影响。只有指挥风格截然相反的司令官与参谋长才能在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将舰队的战斗力发挥到极限。
只是，在钟长生出任第四舰队司令官的时候，情况非常特殊。
当时，帝国海军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且积极准备与美国海军的决战，难以在大西洋上投入太多的兵力。第四舰队的情况还算好的，第六舰队在成立的时候，竟然连一艘主力舰，甚至是重巡洋舰都没有，其最大的战舰仅仅是“松花江”级轻巡洋舰！
当然，第四舰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打通了苏伊士运河之后，帝国海军用第二舰队充实了第四舰队，并且将第四舰队四艘受损严重，在直布罗陀无法修复的战舰调回国内进行大修与全面改进。随后，又用这四艘战列舰替换了第二舰队中四艘比较老旧的战列舰。
如此一来，在第43舰队到来之前，第四舰队即便在“鼎盛”时期也只有六艘战列舰。
最初的时候，钟长生还能指望意大利海军。
可是，随着意大利海军在七十三年（41年）采取鲁莽行动，其舰队在杀入大西洋之后遭到了英国大西洋舰队迎头痛击，参加作战行动的二艘“维内托”级战列舰遭受重创之后，意大利海军就变得极为消极了。即便现在意大利海军已经拥有四艘快速战列舰，也没有半点做出“表率”的意思。
可以说，绝大部分时候，钟长生必须利用手上的四到六艘战列舰守住地中海的大门。
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英国大西洋舰队鼎盛时拥有十艘战列舰，而且还随时可以获得拥有三艘战列巡洋舰（“胡德”号，“声望”号与“虎”号）的机动舰队的支持。虽然帝国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峡内投放了数万枚水雷，几乎将整条海峡封死，但是在敌人的强大威胁下，钟长生在二年多内，就没有睡一个安稳觉。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冒险激进的策略都会引来无法承受的惨败。
钟长生的保守战略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在帝国海军缓过气来之前，他不但守住了直布罗陀要塞，还将英国大西洋舰队挡在了地中海之外，没有让陈锦宽失望。当时，如果换另外一个人来指挥第四舰队，结果不但不会更好，反而会更加糟糕。
由此可见，钟长生确实是一个善于守成的将领。
作为一名从基层爬起来的将领，钟长生很有自知之明。虽然他对白佑彬不太了解，但是通过相关的战报，以及白佑彬的年纪，以及陈锦宽派白佑彬过来的时间，钟长生非常清楚，白佑彬是与他截然相反的将领。
如此一来，他与白佑彬的配合肯定会出问题。
这并不是说钟长生认为白佑彬抢了他的位置，或者说现在还不是战略反击的时候，他只是觉得，自己作为战区司令官，可以调动战区内的所有部队。白佑彬是舰队司令官，全权负责舰队作战。而两人的战略观点，以及指挥风格完全不同，在指挥舰队作战时，特别是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到底应该听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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