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义再次组织了研讨会。
跟以往不同，这次是动真格的了，班子成员、顾问团全部参加。
并且开宗明义，要找到“能解决的问题”，不允许敷衍塞责。
不要求多么深刻，但至少改变自己可以承接住外来的可能投资。
“这是新世纪送给我们的机会，如果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白白放过，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周秉义足够坦诚，别人也就不再藏着掖着。
老廖率先发言，“确实不能藏着掖着了，咱们快没有退步空间了呀。”
老廖是二把手，说的是经济排名。
北省已经在后十名里了，到最后一个梯队了都，再退确实说不过去了。
“这些年来咱们北省人口外流、资本却又吸引不进来。
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振兴北省’也喊了多年。
‘老工业基地’的衰退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不过，尽管对“衰退”本身有共识，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衰退，却众说纷纭。
我建议大家不要固步自封，要畅所欲言，那些所谓的‘气候说’、‘文化说’就先放一放，说些可以改变的。”
“老廖说得很好，”周秉义高度赞同，“正确的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此前，上面对北省的拯救并非没有行动，但对北省的投资似乎总是缺乏合适的战略目标。
投资最终成为了一种变相扶贫，对塑造健康的产业毫无裨益。”
老赵抛出了一系列数据。
“咱们糟糕的产业现状直接体现在用脚投票的人口上。
建国初期，北省人口突破了四千万，大量劳动力推动北省成为了亚洲的一颗明珠。
但九十年代下岗潮以来，咱们北省人口即陷入了负增长。
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整个九十年代北省人口净迁出四十万人。
而这些净流出人口中非农人口比例占迁出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百分之二十五。
还有一个现象，四十五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迁出意愿甚至超过了刚刚工作几年的小年轻。
他们社会阅历丰富、学历高、有一定经济基础，他们都是技术工人啊，他们的流出，让我们北省严重失血。
所以，必须拿出有效措施遏制这一现象，否则，北省将无人可用了啊。”
有人小声嘀咕，“怎么遏制？难不成设置路卡许进不许出？”
“这当然不行。”周秉义笑道，“但这个现象确实值得重视，我看啊，关键还是把产业兴起来。”
“我说一点吧，”负责城市建设的老李起身，周秉义示意他坐下说。
“咱们北省如今是全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地方，高度的城镇化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包袱。
全国各省中，北省具有仅次于粤省的城镇化率，比邻居冀省高出了整整二十个百分点。
如此高的城镇化水平其实限制了北省再次增长的可能性。
现在全国都在以“开发区”名义再造新城，这波造城运动却不合适我们。”
众人面面相觑。
还真是屁股决定脑袋，老李说的这个是大家以前忽略的事实。
没有造城，没有非农人口迁徙，哪来的地产经济呢。
领导他当年还干了一件事，给业主自行建屋开了先例。
综合因素下来，导致北省房子卖不上价，房地产行业一直不景气。
工业口的见局面有些尴尬，连忙也抛出一组数据。
“咱们北省曾经无比丰富的煤、铁、石油、森林等自然资源，经过多年大规模的开采开发，九十年代以来几乎已告枯竭。
四大煤矿的平均役龄已有七十年，三十三个主要矿井已有十六个枯竭。
剩余不多的矿井，开采成本也在不断升高。
更重要的是，森工系统可用资源仅有零点一九亿立方米，较建国初期下降百分之九十七点三，省属四十个林业局有三分之二无林可采。
油田可开采储量仅剩百分之三十多点，很快年产量会降到两千万吨。
结合以上数据，我想说的是。
在计划经济时代，咱们北省建立了立足于重工业和资源开发基础上的经济结构。
重工业在三线战略中持续失血，人才、设备流失均极为严重，改开以后，汽车工业布局又绕开了我们。
资源型城市面临枯竭时的经济转型一直是个世界难题，我们也没有做好这项工作。
所有问题赶在一起，经济衰退也就成了必然。”
周秉义和老廖对视一眼，都觉得触及了客观问题的本质。
老廖再次发言，“工业上的看法有点意思，大家不防深入谈谈。”
“老张的说法我是认同的，”商业上亮明态度，支持工业上的说法，“底特律号称汽车之城，全城经济极大地依赖于汽车业。
但麻烦也在这里。
当汽车业不景气时，当地人就难找到其它出路了。
这不仅城市如此，农业上实行大规模生产的种植园经济也一样。
美丽国南部因为长时间极度依赖单一的棉花种植，结果在二十年代初遭遇棉铃虫来袭时，地方经济就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
所以，不难看出，咱们北省的很多城市正是那种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它们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而同一时期内地盛行的几乎都是非常分散的小农经济或小作坊手工业。
所以，咱们北省是公认的计划经济最根深蒂固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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