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想不到这个委座智囊把编制问题提到民族大义的高度，隐约指责粤军集团顽固自私，无视国家利益抵制编制，忙出言解释：“陈先生多心了，余某以及粤军上下从来都是以国家军人为荣、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坚决服从委座和中央指挥，绝无保存实力对抗整编之心。
只是想到劳苦功高的许多部下会被裁撤心下不忍而已，这些将领打小从军、戎马半生，也曾为国家出生入死，总要妥善安置才好，下来余某会和香副总、杨参座细商具体措施的。”
“学生并没有怀疑余老总的爱国之心，面对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威胁相信谁也不会放弃抗争，但是抗争需要组织、需要方式方法，而这些方法必然会对以前大家习以为常的军中习惯做出修改，因为以前的方法带来的是失败、是巨大的损失，明显是落后的，不改不行。
要改就要触及许多人的利益，短时间看有些人去做了副职、有些可能降职，但从长远看会让部队有了战斗力，我们怎么选择？大家要是心里只有官位、没有国家民族，没有国军整体利益，都不肯降职使用，那只有强行裁撤或是升官他就，这样我们的整编就是失败的。
因为军人需要一些精神，英勇顽强、指挥若定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应该是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对国军利益的维护、对自己功名利禄的淡泊。我记得八路军整编之前也是官职极高的，整编中全都降职安置没见谁闹情绪有怨言，训练更加认真，结果战力增强、水涨船高。
徐向前、贺龙、刘伯承原来都是方面大员，整编当了师长，现在都官至上将拥兵十万，彭德怀、林彪整编前是主力军团长，也都降职使用，现在全都独当一面，超过他们以前的实力。陈海松更不用说了，一个年轻的军级干部当了个旅长，一年间靠军功成了上将战区司令。”
“共产党的官职都是私自封赏的，做不得数，董振堂叛乱时是26路军一个旅长，过去后当到第五军团长，可最多时兵力也就一万多人，河西战死时他手里只有3000人。
贺龙南昌叛乱时就是师长，当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到延安时全军不到一万人，陈海松就更可怜了红九军过黄河时六千多人，古浪以后不到三千人，你说按他指挥的兵力该认为他是旅长还是团长，他们的官位当不得真。”钱大钧可是对共产党相当了解的很是不屑地反驳。
“我提共产党是因为我一直不理解条件更加艰苦的八路军为什么会发展壮大，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出来的，和国军将领受到的是相同教育，更多地人没受过军事教育甚至没有文化，可是他们更积极、更主动、更勇敢，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踏踏实实、兢兢业业。
据说陈海松经历过几上几下，还被撤成小兵差点枪毙，河西作战时因为古浪战役失利被免职，依然率领小股部队扭转战局，那么大的功劳整编时只是个旅长，可他抱怨过吗？
我想了很久才发现共产党军队的强大来自于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团体的利益是主要的，个人的荣辱是次要的，维护团体的胜利必然会带给个人成功。
共产党的思想统治很可怕却很有效，训练出一批视死如归、坚定不移的追随者，我并不赞成这样极端地、高度统一的思想统治。可我们国军里这样的人太少了，考虑党国利益的、考虑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多，放不下自己的名利地位、放不下对手中权力的控制欲望。
我从其他渠道得到陈海松在第七战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他对有些红军老干部要求更高职位、不愿意离开军队去根据地工作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眼光长远、胸怀宽广、顾全大局才能有所作为，紧紧盯着眼前的利益、死死抓住手中权利的人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都存在内部整合过程中的权利再分配引发的矛盾，的确不可避免，一要靠上级机关强力执行二要靠当事人有良好的心态、宽阔的胸襟，坦然面对、淡然处之。只要想报国，在哪个位置都一样，只要有能力，在哪个层级都能闪闪发光。
学生有些书生意气了，有感而发说得不太中听，可学生确实觉得国军上下暮气沉沉、失去了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似乎失去了眼前的利益就将一无所有，这种心态是对自己、对党国、对民族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也是阻碍国军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巨大心理障碍。请三思！”
蒋先生看着表情落寞的陈布雷坐回椅子闭目不语，明白自己的敷衍态度让这个忧国忧民心存天下的老夫子不满意，可他又能怎么样，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外部危急内部纷扰，急切间还是老成些的好。可国军中的懒散、疲沓、消极再不痛下决心治理将更加虚弱。
想想电影里生龙活虎游刃有余的八路军部队，再想想尸山血海的三灶岛滩头阵地，国军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他起身表态：“布雷先生是旁观者，所以能看到军队的问题所在。
虽然很直白、有些刺耳，却很深刻，毕竟是有思想的，看到想到的都是被咱们忽略的深层次的问题，见解很独特，发人深省。他是爱国的才会围绕着国富民强的理想寻找根除国家贫困、国军羸弱的方法政策，象推行政治民主、发展工业、治理贪腐都是很有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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