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李潼陈策，李旦也是一脸的若有所思，先是盛赞雍王高义，然后又表示捐舍食邑之事大可不必，至于是否在漠南筑城，此事仍须从长计议。
听到皇嗣这个回答，李潼一时间也有些无语，他的确针对他四叔搞了许多小动作，但这一次所提出的建议真的是私心不大。
抛开他未来会否当家做主的遐想不提，他们李家这份家业，无论落在谁手里，控制宗室食邑数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策略。
可他四叔也有自己的考虑，过去这些年，他们李唐宗室被整得挺惨，虽然使得皇统得以稳固在他们一家，同时也造成了皇权颇有几分孤立无援的现状。
初唐之际，终究不是后世宋明有了成熟的官僚阶级与体系、许多问题都可以嘴炮解决的世道。就嘉靖那种老仙儿，到了唐朝如果还是老做派，分分钟都会翻车。
归根到底，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的唐朝，仍然还是中古世纪那种地域本位的政权结构，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中央权威概念。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繁镇割据，便是从中古到近古的一个过渡期，河朔三镇的桀骜不驯，与江南对中央持续不断的供血，便是地域本位与中央本位的差异体现。
中古世纪，君权与臣权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这两者的极致体现便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暴君与能够擅行废立的权臣。
这两种现象在宋以后便越来越少，君王虽然仍难免昏庸，但却少如前朝那样暴戾、肆无忌惮的虐杀大臣，臣子或许权大一时，但也绝难凌驾到皇权之上。
魏忠贤那种大太监如果生活在中晚唐，一个月换次皇帝不带虚的，可到了明朝，差了一千岁，一纸诏令就能要你的命。
在朝大臣，多以整个宗族乃至于整个地域活跃在时局中，皇帝一个孤家寡人，怎么跟人斗？所以凶悍如武则天，也要靠着她武家那群废物平衡局面。
在历代大一统朝代中，唐玄宗对儿孙的刻薄寡恩那是排名靠前的，扒灰扒的理直气壮，也是天下罕有，十六王宅、百孙院猪圈建了不少，但当被安禄山赶出长安时，也不得不下一道《命三王制》，寄望儿子们能互相制衡的收拾他搞出来的烂摊子。
李旦这个监国皇嗣，跟孤家寡人也差不了多少。别看此前多有唐家老臣们呼喊着没了皇嗣、我们也不想活，但当他真正走上前台，跟这些唐家老臣们天然就有了隔阂，
此前营救王美畅，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没有雍王这个宗室少壮帮忙，他根本就搞不定满朝臣子们。而雍王过于势大，对他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召外军入直宿卫，本身就有极大的风险，谁知道会不会召进一个董卓来。所以扶植其他的宗室进入时局，也是能够有效制约雍王兄弟的一个手段，比如说他那本就不甘寂寞的妹妹太平公主。
李唐宗室们在武周一朝过得很惨，几乎十不存一，李旦上位后于情于理，都该对他们示好拉拢。
比如朝廷已经在议，主要是散骑常侍薛稷在主张，要把已故吴王李恪的长子李千里召入朝中统领禁军。眼下李唐宗室中，保存最完整的就是李恪家族，甚至比高宗李治子孙还要多。
毕竟李恪就是被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众老关陇们搞死的，对武则天而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更不要说李千里还是仅次于雍王李慎之的李唐宗室第二大舔狗，所以一家人日子过得也挺滋润。
李旦要将这些宗室们引入到时局中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制衡雍王兄弟，爵禄食邑的赏赐是最有效的手段。
此前之所以将关系匪浅的唐善识安排为宗正卿，也有这方面的打算，哪想到唐善识好死不死跟王美畅搞在一起，直接激怒雍王与朝臣，被赶出了朝堂。
所以当李潼表示要将自己的食邑削减，用以在漠南筑城，李旦并没有直接答应。大概在李旦看来，这又是雍王阻止宗室入朝的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无论李旦有没有这种明确的顾忌，但李潼是这么觉得。他也并不避讳自己心思比他四叔脏多了这一事实，但他四叔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在漠南筑城，于是李潼决定要绕开朝廷、用自己的力量去做成此事。
眼下的突厥，还只是一个将要糜烂成灾的疾患，可如果就这么拖着，不进行有效的制约，一旦东北契丹等胡部再爆发动乱，那么将更加的顾此失彼，会让北方迟迟的不能恢复稳定。
太宗、高宗两朝快速的对外扩张，的确塑造了大唐在区域第一的威名。但伴随这种高速扩张过于宽泛的羁縻政策，也给大唐在周边埋下了无数的雷。
特别是针对高句丽的征伐，虽然灭了这个政权，但在地域中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也使得东北胡虏在之后上千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原帝国最大的威胁。
当然也不是说这种做法就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归根到底还是子孙不争气，没能守住这份家业。兼并易而凝聚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有人负责打天下，就有人需要守住江山，寸土不失，这是李潼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底线。
之后的两天时间里，朝廷仍在针对代北道大军的安置问题进行商讨，最终初步拟定了一个折中的策略，那就是召回两万将士入补宿卫，剩下的则散在河东道境内进行休整，明年开春后再补入边境各州补充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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