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佑的长相确实是让人不敢恭维，发起怒来，则更添几分震慑，一干京畿道的官僚们大都垂着脑袋，不敢直缨其锋。
赵普推进税制改革，是从人事调整开始，从中枢到几个试点道州，换了一大批人，大部分还都是明晃晃打着“相党”标签的赵普旧吏，揽权之猖獗，吃相之难看，让朝廷上下侧目不已。
应有之义，一大批弹劾章程，纷至沓来，扎堆往刘皇帝案头送，说赵普用人唯私，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傲慢之志日益骄固，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如此云云。
当初卢多逊在朝之时，就经常拿来这些来攻击赵普，如今，又被朝臣们拿来用了，而这一招一向好用，泼脏水的成本从来很低，甭管有没有效果，先用了再说，至少得让皇帝知道他们这些朝廷栋梁的意愿。
虽然刘皇帝任用赵普，给他放权的意向很明显，但是，皇帝毕竟老了，猜忌心重，未必就真的放心赵普如此这般的敛权法，也许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不过，他们的算盘，显然没能打响，面对群臣的汹汹攻讦，刘皇帝反倒更加放心了。正因有这么多人反对赵普，他才更需要自己的支持，而年老的赵普，也难再对皇权造成什么实质的威胁了。
更何况，当初赵普面圣之时，君臣俩已然达成了默契，改革是需要有足够的权威的，而这份权威的来源，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人事组织权力上，人事问题理顺了，有足够多的符合要求的人手去任用，各项事务方能顺利推动。
另一方面，赵普重新拜相，也需要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重新树立权威。毕竟离朝两年多，影响力虽在，较之当年终究有所不如，从朝臣们的反应就可得知，如今可没有卢多逊那等扛起“抗赵”大旗的狠人，但攻击依旧接踵而来。权力这东西，一旦丢失了，想要回到从前，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对于赵普复相后进行的一系列措施，刘皇帝也依着此前的默契，持默认态度。甚至于，面对那些弹劾的章程，还嫌弃朝臣们浪费纸张。
当然，给赵普充分的信任以及这么大的自主权，是基于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得做出成绩，要有切实的行动，要让刘皇帝看到税改的有效进展。
而赵普在这方面，一向是不会让刘皇帝失望的，三个月的时间，在初步做好人事调整之后，紧接着便把难产已久的新制规定正式颁布出台。
事实上，赵普这也有点摘桃子的嫌疑，毕竟此前在大的方向上，李昉率群僚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只差一些细节，而赵普做的，也只是在李昉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细化，将有争议的确定，遗漏的补充。
与赵普一般，潘佑经过述职，接受赵普的亲自授意，到任京畿后，便立刻着手推动税改各项工作，而他的做法，也同样是从人事调整开始。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前两把火便烧到了京畿道治下的官僚及豪强身上，理由也很强大，继续延续朝廷“反贪除恶”大政，在此事上，潘佑做得是得心应手。要知道，在刘皇帝还没有掀起全国范围的吏治除恶运动前，潘佑就已经这么做了，并且坚持了十多年。
这一回，位高权重了，干起来依旧是风风火火，不留任何情面，其中，除了对京畿治下官僚们的整治外，还把马邑侯党进的侄子抓起来祭了旗，谁求情也没用，潘佑就是拿着皇的话以及大汉铁律说事，气得党进在府中大骂。
潘佑为政“酷烈”之风，再度让人侧目。第三把火，则放在了土地清丈上，对治下各级官吏在作风上提出了严格要求，在目标上制定了明确标准，尤其在朝廷颁布新制后，对其中要求的各地官府详细田亩多少，更是积极落实，要求治下各州府县在中秋以前，把治下有多少田亩悉数查清上报，甚至不惜口出威胁之语，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者，罢官夺职。
在潘佑如此高压鞭策下，京畿道治下各州官府，哪敢怠慢，即便心中不满，也不得不按照他的政令，完成清丈田亩的限期任务。毕竟，潘某人如今正当权，上头又有人，强顶压力是不现实的。
于是乎，京畿治下，许、汝、怀、孟、陈、蔡等州的田亩籍册都按时地送抵颍昌，交由司衙审阅，唯独一个郑州，迟迟未到。
如今，已是十四，在各地士民百姓，都在准备欢度中秋之际，京畿道司的官僚们却不得不继续操持着公务，被叫到司衙，对田亩清丈工作进行总结，制定下一步的税改计划，顺便接受潘使君的训诫。
而潘佑，首先就拿郑州迟慢之事开炮了。郑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京畿道下，除了两京之外，就属郑州称雄了，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人口土地都占全道前列，又处于两京之间，还曾是旧道治，远不是如今的治所许州能够比拟的。
对于潘佑而言，郑州的迟误，就是不尊上命，怠慢公务的表现，洛阳、开封两京，碍于现实因素，职权有限，不能节制，捏着鼻子认了也就罢了，你郑州也敢自行其事，不把司衙的指令当回事，就太骄横了。
因此，毫无顾忌地，便当着众僚属的面开喷。不过，看着潘佑“气急败坏”的模样，一干京畿道司官员们，却持一种看戏的态度，甚至有人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只是在潘佑目光所及之时，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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